中共何以凭四万多人最终打败国军四百万人，统一中国？这是斯诺作为一个天真的美国人所好奇的，是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问题，也是我希望找到答案，但不可能在中国谈起的课题。
长话短说，它是制度、财政、所有物质和决心的衡量。在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能找到答案。也是政治学可以回答的抽象问题。我曾在推上简述这个问题，但还想更详细地展开一点。关于这个，我认为有两个要点，要理解要点，也要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角下进行演绎。
一是 1927 年孙中山去世以后国共分裂，导致国民党大量清洗党员，损害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根基，后果是决定性的。
二是理解中共如何解决了财政问题，因为无论任何大规模军事、政治行动，都需要实际的财政支持。中共在延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修生养息。
这两点的共同答案很简单，土地改革。
从各方回忆录来看，甚至是对中共满怀好奇、好感的美国人斯诺的记录，共产党的主要作战目标从来都不是日本人，而是「白军」，也就是亲国民党的地方地主的私人军队。延安时期的中共的政治决心即夺取整个中国，这是毛泽东的原话。彭德怀百团大战被点名批判，因为他违背了中共的政治目标，即不和日本人大规模作战，不要损耗自己的实力。
中共的主要构成是贫困的工人、农民，文盲率奇高，七成以上不识字。贺龙为例，他原本是哥老会的袍哥领袖，杀了当地官员后率领手下几百人投奔了红军。而当时的中国，大部分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佃农，完全依赖于从拥有土地的地主「租用」并以交租的方式完成地方税赋。这一部分农民，实质上从属于有产阶级的地方乡绅，甚至很难说他们和国家之间有直接的关系。陈独秀甚至将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称为「中产阶级」，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今日不可同日而语，和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也不可相提并论。这是为何对中国进行土地改革之迫切，改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，也是时人的共识。但这时的中国刚刚北伐成功，新生政府非常脆弱，地方割据仍然是事实，而日本正要全面发动侵略战争，构想从北到南打通亚洲的大陆线。
在井冈山的时候中共就开始了暴力土改。研究农民起义、土地政策的秦晖，提出暴力是为了让贫农被迫加入中共。杀人、批斗地主是家常便饭，手段温和的人 (似乎是叶挺，一时没查到笔记)甚至会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。没收的地主财产，自然进入了中共的财政，而得到土地的农民则直接向中共缴纳税赋。
中共得以暴力土改，既有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基层相脱离、冲突的基础，得到了兵员来源 (国民党头痛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共始终能在农村招到兵力)，得到了财政收入，最后一点是直接建立农民和国家的从属关系。这点为什么重要？在国共内战的前夕，中共仅割据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，但财政收入和国民政府持平。中共的「动员能力」在其创立之初就非同一般。这个特点持续到了今天。
微观上，这和毛泽东、蒋介石作为两党领袖的个人见识和风格也紧密相关。自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建立了党内的统一指挥 (斯诺的报告里，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甚至延续到了党的最基层)，这是处处掣肘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做到的 (攘外必先安内即为了解决派系割据，这确是当时最大的问题之一，不幸然被西安事变所挟持，但蒋至少说到做到，在约定一致对外后给中共发去了军饷和粮食)。
美国赴中国支援国民党的魏德迈评论说，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，国民党也可能统一中国。这就像是大象在前面被拖住，让一只老鼠在后面咬了它的脚。塞缪尔·亨廷顿总结说二十世纪的共产党为某些国家提供了强大的中央集权，这是其他政党从未做到的。这也是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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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想到一些作为补充：
为什么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共是「匪患」的时候他们能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？甚至在早期中共内部也无人理解：土地、农民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性。
知识分子的早期中共随后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等人取代，这是国民党「剿匪」而非接纳的贡献。苏联、第三国际、党内其他元老，是毛泽东个人成为中共核心路上的三个阻碍，都无法理解中国当时的特殊性，并先后因各种原因被清除。这是毛泽东厉害之处。
但并不代表毛泽东始终有远见。中共掌权之后它需要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，毛的短见、自大、阴谋(这些缺点早已在井冈山时可见端倪)成为了转型的巨大阻碍。
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统计，就应该从他们当时的决策中揣摩实际情况。如中共再三简化标语，自上而下对党内进行教育，其基础是中共的组成主要是贫困的工人、农民，七成以上不识字。长征以后只剩下核心领导四万多人。迫切需要转移国内矛盾，故借机日本全面侵华，促成「西安事变」。
很多细节和故事，这里写不下。但我感到今日需要理解这个国家的极权根源，需从其创立之初开始。年轻人不能无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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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：
1. 魏德迈报告，魏德迈的个人回忆录。
2. 红星照耀中国，斯诺。
3. 蒋介石的个人笔记。
4. 陈独秀全集，作为中共元老，后又被开除党籍，他的记录相当有观察价值。
长话短说，它是制度、财政、所有物质和决心的衡量。在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能找到答案。也是政治学可以回答的抽象问题。我曾在推上简述这个问题，但还想更详细地展开一点。关于这个，我认为有两个要点，要理解要点，也要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角下进行演绎。
一是 1927 年孙中山去世以后国共分裂，导致国民党大量清洗党员，损害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根基，后果是决定性的。
二是理解中共如何解决了财政问题，因为无论任何大规模军事、政治行动，都需要实际的财政支持。中共在延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修生养息。
这两点的共同答案很简单，土地改革。
从各方回忆录来看，甚至是对中共满怀好奇、好感的美国人斯诺的记录，共产党的主要作战目标从来都不是日本人，而是「白军」，也就是亲国民党的地方地主的私人军队。延安时期的中共的政治决心即夺取整个中国，这是毛泽东的原话。彭德怀百团大战被点名批判，因为他违背了中共的政治目标，即不和日本人大规模作战，不要损耗自己的实力。
中共的主要构成是贫困的工人、农民，文盲率奇高，七成以上不识字。贺龙为例，他原本是哥老会的袍哥领袖，杀了当地官员后率领手下几百人投奔了红军。而当时的中国，大部分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佃农，完全依赖于从拥有土地的地主「租用」并以交租的方式完成地方税赋。这一部分农民，实质上从属于有产阶级的地方乡绅，甚至很难说他们和国家之间有直接的关系。陈独秀甚至将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称为「中产阶级」，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今日不可同日而语，和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也不可相提并论。这是为何对中国进行土地改革之迫切，改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，也是时人的共识。但这时的中国刚刚北伐成功，新生政府非常脆弱，地方割据仍然是事实，而日本正要全面发动侵略战争，构想从北到南打通亚洲的大陆线。
在井冈山的时候中共就开始了暴力土改。研究农民起义、土地政策的秦晖，提出暴力是为了让贫农被迫加入中共。杀人、批斗地主是家常便饭，手段温和的人 (似乎是叶挺，一时没查到笔记)甚至会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。没收的地主财产，自然进入了中共的财政，而得到土地的农民则直接向中共缴纳税赋。
中共得以暴力土改，既有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基层相脱离、冲突的基础，得到了兵员来源 (国民党头痛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共始终能在农村招到兵力)，得到了财政收入，最后一点是直接建立农民和国家的从属关系。这点为什么重要？在国共内战的前夕，中共仅割据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，但财政收入和国民政府持平。中共的「动员能力」在其创立之初就非同一般。这个特点持续到了今天。
微观上，这和毛泽东、蒋介石作为两党领袖的个人见识和风格也紧密相关。自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建立了党内的统一指挥 (斯诺的报告里，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甚至延续到了党的最基层)，这是处处掣肘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做到的 (攘外必先安内即为了解决派系割据，这确是当时最大的问题之一，不幸然被西安事变所挟持，但蒋至少说到做到，在约定一致对外后给中共发去了军饷和粮食)。
美国赴中国支援国民党的魏德迈评论说，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，国民党也可能统一中国。这就像是大象在前面被拖住，让一只老鼠在后面咬了它的脚。塞缪尔·亨廷顿总结说二十世纪的共产党为某些国家提供了强大的中央集权，这是其他政党从未做到的。这也是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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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想到一些作为补充：
为什么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共是「匪患」的时候他们能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？甚至在早期中共内部也无人理解：土地、农民对当时中国的重要性。
知识分子的早期中共随后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等人取代，这是国民党「剿匪」而非接纳的贡献。苏联、第三国际、党内其他元老，是毛泽东个人成为中共核心路上的三个阻碍，都无法理解中国当时的特殊性，并先后因各种原因被清除。这是毛泽东厉害之处。
但并不代表毛泽东始终有远见。中共掌权之后它需要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，毛的短见、自大、阴谋(这些缺点早已在井冈山时可见端倪)成为了转型的巨大阻碍。
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统计，就应该从他们当时的决策中揣摩实际情况。如中共再三简化标语，自上而下对党内进行教育，其基础是中共的组成主要是贫困的工人、农民，七成以上不识字。长征以后只剩下核心领导四万多人。迫切需要转移国内矛盾，故借机日本全面侵华，促成「西安事变」。
很多细节和故事，这里写不下。但我感到今日需要理解这个国家的极权根源，需从其创立之初开始。年轻人不能无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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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：
1. 魏德迈报告，魏德迈的个人回忆录。
2. 红星照耀中国，斯诺。
3. 蒋介石的个人笔记。
4. 陈独秀全集，作为中共元老，后又被开除党籍，他的记录相当有观察价值。